第七章 体制与军衔 (1/4)

1911年春，随着哈尔滨鼠疫疫情的控制，共和国高层关注着两件事，一是将于明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第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进入高潮的土地改革。

龙谦首次出巡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法》的贯彻执行。对于国防军实行军衔制，政界及百姓反而不大关注了。

汹涌的舆情集中在了《政党组织法》和《国会组织法》的出台。这两部超重量级的法律基本奠定了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框架。

1910年首届国会召开，标志着龙谦设计的国家结构基本成型。首部《宪法》的颁布，从法理上明确了国家的政体和组织结构。但缺失处仍多，特别是国会的组成、职权及运作仍难以担负《宪法》赋予的职能。近一年来，以洪粤诚、宋教仁为首的原宣传局班子继续努力，终于在辛亥年春节后推出了两部必不可少的《组织法》。

梁启超对共和国建国之前的政治力量曾有过精辟的分析。那时内战尚未爆发，他给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蛰伏彰德的袁世凯写信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龙谦为首的实力派，二是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改良派，三是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第一派毋庸组党，第二派必须组党，第三派应改造为党。

党禁在满清未亡之时实际已经解除了。共和国成立后，首届国会出台了《政党登记条例》，从法律上初步规范了政党的组织运行。

中国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政治热情似乎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到1911年春，登记注册的政党竟有三百个之多！政党谱系的复杂程度堪比《石头记》四大家族族谱。

比较著名的政党有洪粤诚为主席的科学民主同盟，陈超为总书记的农工党，这两党的背后站着军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两党。科民盟登记会员已有200万，组织渐臻完善，会员大会都开过两届了。农工党人数更多。光是山东一省就有正式党员百万余人，东三省、山西、陕西都是农工党的大本营，不过，就组织和宣传上。农工党却逊科民盟一筹。而同盟会留在国内的势力分分合合，成立了以林森居正为首脑的国民联合党和刘揆一、李平书为首的民主建国党；北洋系徐世昌、赵秉均、陆建章成立了以北京天津为基地的共和党。除此之外，宋教仁汤化龙林长民的共和建设讨论会，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的统一党，陈锦涛、王宠惠的国民共进会，岑春煊的国民公党，也算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比起前四个政党就差了。

而享有大名的梁启超，反而在政党纷出之际置身党政之外，专心搞起了学问。他给文教部长蔡元培关于组建国学研究院的建议已获批准，本来文教部就有成立集天下英才为一体的中央研究院。其研究范围却不局限于文史哲，梁氏的报告促成了中央研究院的提前诞生，据说政务院已内定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聘梁启超为历史语言研究分院院长了。

《政党组织法》的出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从法律上规范了政党的组建和运作。其目的显然是结束两年多来的混乱局势。为实现《宪法》中确定的政治结构做法律上的保证。

《政党组织法》最为关键的有这么几条，1、国内所有政党必须以遵守《宪法》维护国体为前提，否则将视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情节严重者以叛国者治罪。2、军队、警察现役人员不得加入任何政党。3、个人不得跨党，即不得同时参加几个政党。4、自《组织法》颁布后，现有政党须重新登记并进行三个月为期的整顿。

关于国会将出台《政党组织法》的传言是早就有了，毕竟现状实在是太过混乱了。这种局面下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热衷于政党政治的国会副议长宋教仁是《政党组织法》的起草者。毕竟第一届国会的诞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和宋教仁心目中的政党政治差距甚大。在龙谦的支持下，去年一年，宋教仁埋首于此事，终于在春节前推出了这部影响深远的法律。

不出意料，《政党组织法》及《国会组织法》颁布后引起了国内政界的大哗，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遵守宪法维护国体是题中应有之意。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运作。这个倒不出意外。不准现役军人甚至警察加入政党，其目的显然是让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强力机关超然于政争之外，这也没什么说的，绝大多数政党都为之喝彩。只有不准跨党运作引起了混乱。因为现状是，跨党运作成为了普遍现象。

据统计。在目前出名的政治人物中，刘揆一、李平书四党，章炳麟五党，梁士诒、杨度六党，张謇、唐绍仪七党，熊希龄、赵秉均八党，最多的是伍廷芳，竟然加入了十一党！

个人只能有一个政治选择的规定出台，必然造成现有政党的分化重组。政党必得首领，首领必得名人，否则难以开展工作，这是唐绍仪、伍廷芳等加入若干政党的原因。《政党组织法》的出台，使得现有政坛上的“大腕”们必须认真考虑了，因为在《政党组织法》之后，还有一个《国会组织法》的修订出台，后者的分量更重，它将直接决定政务院的组成。

《政党组织法》不过是规范了政党的组建运作，《国会组织法》将决定共和国的权力构架。

《国会组织法》分国会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席暂定为90席。之所以是90席，是按每省（含与省级政府平级的直辖市）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