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行者2 (1/3)

陈祎确实没有剃度，不是因为他不想。事实上，自从跟二哥住进净土寺后，他便一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所谓“寺院里清灯古佛寂寞难捱”，那只是叶先生的想象，却不是陈祎的想法。对于陈祎来说，佛法已经为他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门内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里面有数不清的珍宝——那是完全不同于世俗的精神的珍宝。他已经如痴如醉，沉浸其中。他希望自己能够正式剃度出家，广学佛法，然后像一名真正的高僧大德那样登坛讲经，普渡众生。

可惜这个心愿在此时却是难以实现的。

隋炀帝时期，朝廷为限制僧人数量，专门设有僧官，度僧必须由朝廷统一下发名额，统一考试，寺院被剥夺了度僧的权利，一旦发现私度者，将处以很严重的刑罚。

凭心而论，杨广的这一举动对佛教界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虽然减少了出家人的数量，但却保证了质量，确保了出家的大多数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文化程度不低，甚至可以说都是精英。

后来唐朝的时候延用了这一僧籍制度，这就使得隋唐时期的佛教僧团成为一个素质非常高的团体，高僧大德如满天星斗，层出不穷。

朝廷没有下发度僧的指标，陈祎便不能出家，他只能以俗家弟子的身份暂住在净土寺里。

像他这种身份，在当时的寺院里被称作“行者”，未成年的行者也叫做童行、童子。

行者住在寺院里，每天要做些力所能及的杂役，闲暇时光也可以随师父们修行，或者读书诵经。长大后若有机缘，便可剃度出家。当然，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机缘的。

净土寺是座大寺，寺内杂务分工很细，明确到人。陈祎初来时也只是做些打扫殿堂、给师傅端茶倒水之类的简单杂役。后来，方丈慧明长老意外地发现，这个年幼的孩子居然写得一手好字，便叫他进入藏经阁里抄经。

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各种经典、书籍全靠手抄，所以当时的书籍极其贵重，一般家庭负担不起。而那时的佛教寺院就像一个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不仅发行佛经，甚至还发行儒家乃至世俗方面的书籍。

很多居士、善信要到寺中请经；一些家有蒙童的人需要四书五经，也到寺院来请；一些开私塾、办学馆的先生，需要统一为学生配发教科书，这么多的书当然不可能自己抄写，于是也到寺院来请；甚至，有人想看《道德经》、《南华经》之类的道教典籍，而附近如果没有道观，或者道观里的道士不会写字，也到佛寺里来请。

其实，当时的佛道两家并不怎么友好，口水仗已经打了多年，只不过有些老百姓不太明白而已。t/尽管如此，只要有原本，有人，有钱，有时间，寺院就可以给你抄，并且绝对保质保量。

所以那个时候，像净土寺这样的文僧寺院里，有一些专门从事抄写的人，被称做“抄经僧”，或者“抄经生”。

净土寺里本来有不少抄经生，大多是远来参加科考而落榜的书生，还有些是希望出家而暂时不得度的行者。只是近年来中原时局不稳，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离开洛阳到别处求生去了。抄经生空缺，陈祎便在这时补了进来。

抄经需要极其细心，只要写错一个字，整卷便得重写。实际上有些童行和沙弥是宁愿干粗活也不愿意去抄经的，他们不喜欢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时辰，这是个性格问题。

但这个工作对于陈祎却很适合，一是他出自书香世家，对文字有着天然的喜爱和痴迷；二是他性格专注，心思细腻；三是他确实经常出入藏经阁里找书看，索性就让他在藏经阁里工作好了。

在当时，寺院就相当于一个教育机构，其教育效果甚至高于儒家的私塾或书院。这是因为儒家教育受制于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世俗中人习别的什么技能，通常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总要问上一句：我学这个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它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读书，当然是为了做官；习武，就是为了当将军驰骋疆场，或者打架的时候占些上风；乃至学理发，就是为了当个剃头匠，有门手艺养活自己。

总之，学的东西必须有用，没用的不学。

所以很多儒生只读四书五经，闲杂的书不读；相比较而言，由于佛寺和道观不用考虑科考的问题，这使得他们在做学问方面不功利，反而能够学习并保留很多在当时没用但是后世却可能有用的东西。

陈祎既然是抄经生，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很多书籍——不只是佛经，还有其它各类典籍。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三个月，这天，寺中最有名望的讲经师慧景法师应众僧之请升座，为大众讲解《维摩诘所说经》。

这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因此经的主人公是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

维摩诘是一位在家修行的佛教居士，他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善论佛法，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成就，被称为大菩萨，深得佛祖的尊重。

盛唐时的大诗人王维就非常崇拜维摩诘居士，他给自己取字摩诘，可见受此经影响之深。

这部《维摩诘经》主要宣传的是大乘般若空观，运用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消解一切矛盾，因而影响了禅宗思想、禅悟思维和公案机锋。禅宗将《维摩诘经》作为宗经之一，将不二法门作为处世接机的态度与方法，泯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