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3)

化学。更难以理解的是，有些士大夫非要把自己的文章写得艰深晦涩，把文章写成核桃，在核桃仁的外面包上厚厚的坚硬的壳，把想表达的意思藏在碉堡一样坚实的壳里，像玄奘从西天带回的梵语佛经，而且大有不写到你必须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读到头昏脑涨头昏目眩还稀里糊涂不知所云决不罢休的情势。如果要弄懂那些字的意思，你就得耐着性子花费出九牛二虎之力一层一层地剥去包裹核桃仁外的壳，用中国的话去“翻译”中国的字。就是说，要读懂士大夫的字，非要经过“转换”、经过“脑筋急转弯”。所以，士大夫们的“之乎者也”理论对于中国的草民来说，与远在“西天”的梵语佛经毫无二致，甚至还不如玄奘翻译好的佛经。阿弥陀佛！

于是，草民们依然故我地说着自己的“老话”、“俗话”和“常言”，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一直传到徐雪森这一代；于是，他们只能在猜测中疑惑，在绝望中巴望，在艰难中挣扎，长期生活在愚昧里。如果今天的科学家还被“之乎者也”困住，那草民们就没有电视机电饭煲，就不会开私家车，用不上天然气，“长征”号宇航飞船就到不了月亮上，西邨娘等人还会以为月宫里有棵被砍得只剩下树杈的玉桂树，吴刚和他的老婆嫦娥还活着，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年纪，西邨的妹妹在几十年之后还会学着娘的榜样给她的孙辈们讲述娘讲过的有关月亮的故事。

中国古代“官方”的士大夫对草民百姓世世代代关注的“命”或“命运”的问题也用“之乎者也”表达，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有关“命”的最具代表性的“之乎者也”“官方”书面理论恐怕要首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还有诸如“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夭寿不贰，……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等等。由于文字艰涩隐晦，内容抽象，不识字的普通草民不仅无以得知，即使偶尔听到了也听不懂。于是，中国的草民，西村的人，例如徐雪森、宋树根等人，不得不沉沦在他们能听得懂的“老话”“俗话”“常言”里。

徐雪森早年在上海滩的茶馆里学生意的时候，说书的先生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官方理论”“翻译”成他能听懂的大白话，所以也许他比西村的其他农民知道得要多一些，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但是，他依然没弄懂人的“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广大草民知道人有“命”或“命”的的确确存在是缘于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中国古代开始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一类人在士大夫到草民之间承担着把书面“官话”变成口头“土话”、承担着“翻译”、“诠释”、普及、传播“命”或“命运”常识的作用，这就是相士——老百姓叫算命瞎子。

那些相士有一整套严密的有关“命”的理论，有自圆其说的逻辑，可把人的命“算”出来，能给任何人包括富人穷人当官的讨饭的长大成人的年幼躺在摇篮里的已经死去的尚未诞生的等等所有人“算”命，“算”出无论谁的前世今生后代是发财是受穷甚至何时发财何时落难。这“算”的过程和结果，既道出人的命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希望可以改变的，从而鼓舞人的斗志满怀激情地活下去；又让人永远觉着命是神秘莫测虚无玄幻从而时刻提心吊胆谨小慎微过日子，像一片树叶漂进大海里，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永远是曲折的困难和风险永远是有的。

原来，古老的辩证法在相士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有关“命”的命题里说得那么生动形象。不管这些相士的理论科学不科学成立不成立，但他们对诠释、传播、普及有关“命”的常识的历史作用是无可否认的，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中国草民正是从他们那里懂得有关“命”的理论，认识了自己了解了自己在天底下的位置和可能的归宿。

不能说徐雪森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更不能说西村流传下来的“老话”“俗话”“常言”里没有它的影子。

如果对西村的人用“之乎者也”去讲解“命”，那西村人就不知所云，就会像一丈二尺高的老和尚因为手短摸不着自己的头颅，听了也是白听，而且反而生了烦恼和忿恨，会朝你瞪乌眼翻白眼，会朝你吐唾沫：“狗日的放什么洋葱屁？滚！”但是，如果经过相士的“翻译”，情况就不同了。例如有一次，有个貌似仙风道骨的“算命瞎子”来到西村，等宋树根报出“生辰八字”后，他说：“拗着命做事是会弄巧成拙的。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只能打地洞。命里穷，掘到的黄金变成铜；命里富，拾到的白纸变花布。人算不如天算呐！麻雀想变成凤凰？你得有那个道行，你得修炼几世的！吃得苦中苦方能做个人上人！你是什么命？苦命，穷命，吃草的命！吃草的命就是牲畜的命！生在寅时就别想卯时的命。寅时的命是雄鸡起早打鸣的命，叫‘鸡扒命’，是要靠勤快劳动才能生活的命。可是你弄错了，你偏要去争卯时的命，去抢现成饭，你的鸡脚爪子扒到别人的地盘上去了，上苍还不削断了你的爪子？”宋树根听明白了，认了命，悔不当初，恭恭敬敬地奉上资费。

徐雪森也听懂了，在一旁劝宋树根说：“树根，能不能发财，不是你靠偷别人家的山芋、萝卜，侵占合作社的粮食就能做到的。你见过几个‘